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材局一级巡视员申继亮回应称：（教材循环）从理念上是先进的，提倡节约、提倡资源的保护。但从现实操作上，还有一些困难和问题。

　　比如部分循环教材内容更新较为频繁，导致同一课程教材出现不同版本、不同内容的情况，增加教师授课难度，影响教学质量；疫情出现以后，循环教材的卫生问题更加突出；循环教材管理成本高……

　　“教材循环”呼声大，操作难，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凸显了教育的受关注程度。不少教育工作者也从“教材循环”为入口，深入思考了教育的深层次问题。

　　“不仅是教材，目前的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评价和管理都亟需‘做减法’。”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负责人章汉平就是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的其中一个。

　　家住上城区的朱先生儿子在一所公办小学上四年级，每次看着儿子背着重重的书包，着实有点心疼。周末带儿子上培训班时更甚，他发现，不少家长已经无奈地为孩子配备了拉杆式书包。

　　教科书数量需要那么多吗？抱着疑问，朱先生抽空仔细地“清点”了儿子的书包，想看看到底有哪些教材。

　　语文、数学、科学……教材就那么基本，但教辅却是一大堆。语文配了三本，科学配了两本，数学居然有五本，虽然每本看上去都不算太厚，但每次要做作业，特别是周末，带回家时便是厚厚一摞。

　　更让朱先生感到烦躁的是，由于小男孩丢三落四，他不得不让儿子把书都带去——有的课一周只上一次，但偏偏当天会忘带。“我最懊恼的是美术课，带了四十色的彩笔去，上完课四十色变十色，喏，最后全在学校失物招领那儿。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光彩笔我就给他买过三回。这学期我已经‘警告’过他，再弄丢不给买了，直接去学校失物招领拿。”

　　小学生的书包中，也有一些基本不用的书，一位五年级家长反映，女儿有一些书自发下来后就没用过，诸如《人·自然·社会》《心理健康》《书法练习指导》《中医药与健康》《劳动与技术》《最忆杭州》等。

　　一位小学班主任也向记者确认了这一说法，“这类书不太用，学生基本都是放在家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她的印象中，有一年的硬笔书法课配套的竟是软笔教材。

　　在章汉平看来，至少可以减去三分之一的教材和相关教辅教材。从学生学习角度而言，有些课程不一定需要课本。

　　他还建议，中小学教材内容的课时数，应不超过该学科学期总课时数的四分之三。这一目标可以通过结构优化和内容适当删减来达成，从而把剩下课时的支配权交给学校和老师。

　　“教材的知识容量合理性是‘教材减法’的最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教材的知识容量安排基本是‘满打满算’的思维方式。”章汉平说，如果一个学期有90课时，教材编排内容约80课时，刨去学校各类活动和特殊因素冲突的课时数，“赶进度”将成为常态。“一些对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非常有益但比较耗时的研究性学习、主题式学习、综合实践探究等学习方式，往往由于课时紧张而无法深度展开。其实很多学校和老师有丰富的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智慧没有施展的空间。”

　　章汉平认为，学习方式、思维方式是决定未来人才类型的关键要素。现阶段的课程体系、教材质量、评价方式等问题逼着应有的（导致理想的）学习方式只能“走个过场”，课堂主体时间都在讲和做，一个惨烈的后果是，落后的思维方式在过度重复操练中被固化，学生的创造力不够，长大后很难成为创造型人才。

　　此前，浙江省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俞正强的一篇文章《时间是个常量》，在教师群体中引发强烈共鸣。

　　俞校长提到，孩子们在学校课程被增加，在家里被家长一个劲儿地安排上校外兴趣班，多少个“从娃娃抓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应接不暇——但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

　　“如果一个孩子原来用那么多的时间学习A、B两门课程，当我们增加了第三门C课程时，很可能会因为课程C，丢失A、B两门课程原来的理解水平。”

　　“如果我们把孩子们无所事事，追逐虫鸟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并不断挤压吃饭睡觉的闲散时间。如同这个世界，将所有的荒漠、沼泽、草甸开发出来种地一样，也许增加了孩子的知识量，失去的将是他们的多样性、丰富性、自主性和个体的独特性。”